需要指出的是，庄子更多地将天比拟于道，所以他有很多对天的描述其实都是在讲天的自然无为之同于道的内容。
而是已然丧失了对古典中国思想的理解力才需要以西释中。于是上位下位就成为政治等级的象征，并成为尊卑贵贱的同义语。
因为一套概念语言是有意义的，并不在于其谈论了抽象的概念，而是对概念的抽象言说必能以某种方式关联于经验。这一点，除了性、善关系，也能从古人对道、物关系的论述中看到。甚至可以说，它们不仅属于日常语言的范畴，更是在由近及远的跨领域挪用中具备了概念语言的性质。方圆作为精神修辞，主要是以有棱角的方隐喻认识上确定的东西，以光滑的圆隐喻认识上不确定的东西。因为谈论存在问题的经验模型，如前所见，主要是同一运动者在整个圆周轨迹中进行终而复始的循环，典型如一气的聚散循环。
甚至还包括人格的成分，如圣人之一体（ 《孟子·公孙丑上》）。如下所见，这两类经验描述也具有模型化的挪用。当时，并有祀灶、祀东方太一、祀北斗等等的神灵崇拜。
故魏晋以降，佛、道由于成为正规的宗教团体，广大民众竞相归依之。（（元）陈致虚：《金丹大要》卷十四。……郡县远方祠者，民各自奉祠……可见，当时民间祀奉之自然神灵及祖先人格神灵名目繁多。西晋有支孝龙与名士阮瞻、庾敳等结为知交，世呼为八达。
如周敦颐曾受寿涯禅师有物先天地之偈，尝称其妙心得之于黄龙慧南禅师。人生在世，总是希望得到幸福的生活，有美好的信仰将支持人获得幸福，因而信仰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信仰某种宗教，或信仰某种学说、主义，或信仰科学技术之力量，这往往取决于所处社会环境、生活经验、个人性格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等等诸多方面，关于宗教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
孔子述而不作，以《诗》、《书》、《礼》、《乐》教。一、儒释道三教归一观念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儒、道两家在思想观念上虽多有不同，但排他性较少，而包容性、调和性较大，吸收其他思想文化的能力较强。这说明，佛教进入中国，为适应华夏文化之需要，不得不以此种调和论来寻得一立足点。慧远弟子宗炳《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据殷墟甲骨，尚有对风雨等神灵的祭祀。中华民族是一多民族共处的大家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是一多元一体的国家。清朝雍正九年上谕中说：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主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六）故贞观五年，诏僧道致拜父母，则仍以礼教为先。
盖中国宇宙人生哲学，早在先秦孔孟即讨论心性问题，秦汉则多讨论元气问题，而魏晋则转而讨论本末有无之本体问题，佛教入华于南北朝则由般若空宗而进入涅槃佛性问题之讨论。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废而不用，消而不离。
先秦道家的老庄以容乃公的理念，统合了春秋战国的各流派，以自然而无为的思想开创了另一支对中国有巨大影响的思想体系。据史书记载，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千余年间只发生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
老子的道论成为中国智慧学之源泉。特别是我注意到在海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宗教战争，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打了近两百年，毫无结果，今日在中东、北非仍然有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立和战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终两晋南北朝期间，儒佛、道教之间虽有相互攻击、诋毁、批评、辩难，但并无因思想文化之原因而暴力相向。自此以后，儒家无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代，还是在以后的各朝各代，大都是在与各派学说（学派）的争论、冲突中不断吸收着其他文化以自养。秦汉从政治上说实现了大一统，但从朝廷到民间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和对祖先人格神灵的祭祀仍然广为流行。
儒、释、道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能共存共荣，而不发生宗教战争，并提出三教归一、万善同归等思想以协调三教关系。《汉书·郊祀志》中说：《洪范》八政，三曰祀。
此种比附实有利于佛教之传播。（（明）梅鼎祚：《释文纪》卷四十四。
宋元以后，在中国社会多元祭祀、崇拜民间神灵日盛，对灶王爷、财神爷、土地爷甚至关公武圣等的崇拜非常普遍，但儒释道三教共存分工说比三教归一说能更好地为民间社会所接受。由于自古以来，华夏民间处于一多神灵并存而相容的状况，不同而和或已成为思维定式。
这类调和之分工论实在牟子《理惑论》已有，如说：尧舜周孔，修世事也。如僧绍《正二教论》谓：经世之深，孔老之极，神功之正，佛教之弘。我国历史上虽有因政治和经济原因灭佛的三武一宗之祸（三武一宗之祸，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曾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排佛）。但用政治力量打击、消灭宗教往往是不成功的。
朱熹一生又向往道教内丹术，曾化名空同道士邹撰道教丹书《周易参同契考异》。《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元代全真派道士陈致虚说：三教之道，一者也。这是由于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二帝奖挹佛法之故。
当文成帝即位后，不得不改太武帝政策，而佛教又复发展起来，可见帝王朝廷政策对宗教之兴衰的影响至关重大。所有这些方术都或直接或间接带有神灵崇拜的因素。
可见儒、佛并非不能相容。以上所述是否能较为圆满解答施舟人教授之问题，未敢自信，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盖正如道安于《鼻奈耶序》中所说：于十二部，毗曰罗部最多，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耳。依此观之，盖三教可以同归则均在导民向善，故唐高祖李渊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
总之，中华民族长期存在的三教归一思想传统对世界和平共处，对人类普遍和谐应该会有所贡献。有唐一代，三教论衡或佛先或道先，但都在政治制度下进行。
这样的回答当然是太笼统，也无深意。这种以朝廷主持并调节的三教论衡的统治权，无疑有助于消除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
自秦汉以来，政府（皇权）对社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政府可以用政策和制度来调节三教关系。但是，隋文帝也知道要巩固皇权统治，仍须同样重视儒家思想，故于开皇元年下诏谓：法无内外，万善同归。